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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在中国，也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像BAT等互联网公司程序员那样“钱给到位”的。社保、公积金、商业保险、职业培训没有，至少，你得关怀员工，尽量避免过劳死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需要奋斗精神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推崇企业家精神的原因。但如果能通过管理的创新，能快速、高效地完成工作，是不是完全没必要加班？中国的职场，如果只有一群朝九晚五按时下班打卡的职业者，而没有理想者、拼搏者，可能会像诗人闻一多所说的“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但如果只有996，也将是一个过劳死的慢性病房。
任正非：大家都看到，资本至上的公司成功的故事非常少，资本是比较贪婪的，如果它有利益就赶快拿走，就失去对理想的追求。正因为我们是一个私营企业，所以我们才会对理想有孜孜不倦的追求。我们从几百人开始就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几千人、几万人、十几万人还是对准同一个“城墙口”冲锋。对着这个“城墙口”，我们每年研发经费的投入已经达到150-200亿美元，未来五年总研发经费会超过1000亿美元。资本公司是看好一个漂亮的财务报表，我们看好的是未来的产业结构，因此我们的决策体系是不一样的，我们很简单的，为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而奋斗。
“动得了”就是说干部一定得流动起来，干部在一个地方工作很多年，容易形成山头，且很难持续激发活力，同时人员技能单一，本位主义很强，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清楚。但在干部管理中，“动得了”是最难做到的，很多企业中，一方面干部数量不多，而且干部技能比较单一，更重要的是，干部自己不愿意流动，加之有些以功自居，谁也动他不得，更不要说能上能下了。所以在企业里，干部“动得了”是很难做到的，但一旦做到，对于提升干部综合能力，激发组织活力，其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21世纪》：经过这几年持续的业务简化，你是否认为培生在全球范围内的行业地位比以前更稳固了？法伦：2018财年是培生在过去五年内第一次获得赢利增长，财务方面我们很强健，没有净负债，而几年前我们的净债务超过20亿美元。这也使我们每年能够在发展和科研上投资10亿美元。
第一个原因来自于发达市场的一个货币常态化。美联储在今年9月份、12月份将会加息两次，明年还会加两次，而且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已经从量化宽松转向量化紧缩，尤其是在今年第四季度的时候。所以很长时间以来，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它们已经从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了货币政策正常化，很多的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关注点将会转向了对新兴市场货币危机或货币风险的再定价。
任正非：首先，我们跟美国政府没有沟通的管道，互相不理解。至于将来，如果出现网络安全方面的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绝不会做侵害客户利益的事情。《财富》Eamon Barrett：外国对于华为安全的担心，一方面是由于您的军方经历，另外一方面担忧来源于中国政府或多或少是以某种形式持有华为的。华为对外宣传完全是员工持股的公司，但是对外股权和结构上却是一个秘密，这方面的信息公开或者上市，是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担忧的。华为的持股结构，为什么如此神秘？
